“到農村去，到邊疆去，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”，在當時是一代人的集體選擇。這明顯不是一筆用物質公式可以算清的賬。在中華民族的價值譜系中，從來尊崇“兼濟天下”，而非“獨善其身”，從來講“天下興亡匹夫有責”，講“好兒女志在四方”。在深厚的文化土壤和社會主義體制下，把個人得失放在國家利益后面，把個人選擇融于國家需要之中，其實是一種自主選擇。

“當時國家一聲號召，我們覺得這就是應該去做的事情，就背上行囊，滿腔熱血一頭扎進來了，一扎就是一輩子。”這些天，習近平總書記對西安交大“建校元勛”作出的重要指示引發熱議，一位“西遷”老教授如是感慨。一封匯報書信，一次重要指示，引出一個光榮的群體，一段61年前的故事。

交通大學西遷，是一次響應祖國號召、跨越大半個中國的“行軍”。1956年，面對“交大西遷”的戰略部署，師生們義無反顧登上列車，從繁華的黃浦江畔奔赴千里之外的黃土地。不到半年，6000多名交大人匯聚西安;僅一年多，新校園從麥田中拔地而起。此后，扎根在三秦大地上的西安交大成為祖國西部的科技高地，累計培養大學生23.6萬余名，投身西部建設者達10萬人之眾。

類似交大這樣的遷徙故事絕非個例，“到農村去，到邊疆去，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”，在當時是一代人的集體選擇。新中國成立之初，國力尚弱、百廢待興，面對困難重重的內外部形勢，進行布局調整與邊疆開發迫在眉睫。為“備戰備荒”，數以千萬計的建設者奔赴“三線”地區，內地工業產值的比重顯著上升;為開墾戍邊，百萬“知青”向人跡罕至的東北荒原進發，“北大荒”變成“北大倉”;為研發“兩彈一星”，一大批科技精英隱姓埋名扎根茫茫戈壁，“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兒”，終于石破天驚蘑菇云沖天而起……軍人、農民、知識青年、科學家，他們的身份或許不同，但都投身時代洪流，去往祖國最需要的地方，用青春書寫了那段中國人篳路藍縷、艱苦卓絕的奮斗史。

祖國大地的滄桑巨變印證著建設者的豐功偉績，亦是一座永恒的精神紀念館。如今，不乏有人難以理解那個年代人的選擇，甚至認為國家的安排壓抑了個人選擇。可是，當我們真正走近這批人，便會發現事實并非如此。談及西遷，83歲的潘季教授仍清楚記得，老一輩交大人滿懷憧憬踏歌西去的場景，那種“開拓、創造、創新所帶來的快樂”。談及前往農場，“老知青”鄧維嘉仍然自豪，50多年前那份《請愿書》寫著，“我們志愿到云南邊疆做一名普通的農墾戰士，為祖國的橡膠事業貢獻自己的畢生精力!”在那樣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，整個社會充盈著建設祖國的豪情，青年們爭著搶著去往邊疆，能與祖國同頻共振，能為國家建設多出一份力，被視作至高無上的榮譽。

當年風華正茂的少年，今天已年近耄耋，憶起奮斗歲月，他們仍舊“無悔青春”“弦歌夢想”。他們的人生選擇，明顯不是一筆用物質公式可以算清的賬。在中華民族的價值譜系中，從來尊崇“兼濟天下”，而非“獨善其身”，從來講“天下興亡匹夫有責”，講“好兒女志在四方”。中國人自小耳濡目染的詩文、敬仰崇拜的英雄，無不有深入骨髓的家國情懷，關鍵時刻為國擔當、為國奉獻。在深厚的文化土壤和社會主義體制下，把個人得失放在國家利益后面，把個人選擇融于國家需要之中，其實是一種自主選擇。這種選擇，鑒照著對祖國的深情大愛、對時代的如火熱忱，永遠在民族的精神星空中熠熠生輝。

今天，中國的發展水平今非昔比，但不平衡不充分的難題仍在，地區差距、城鄉差距還是擺在全面小康社會之前的硬骨頭。“西部開發”“鄉村振興”等號召，呼喚著新時代的有志青年，去廣闊天地中創一番事業。隨著國家實力漸強，我們已經可以創造更好條件、提供鼓勵支持，最大程度免除開拓者的后顧之憂。相較當年，今天聽從祖國召喚，更多兼容著為個人才能尋找施展舞臺的豐富意蘊。海闊憑魚躍，天高任鳥飛，傳承精神血脈，扎根一方熱土，定能書寫出新時代的建設奇跡。

西遷故事距今已遠，但西遷精神絕不能丟。這樣的遷徙故事，是中國獨有的時代記憶，也是中國發展奇跡的密鑰之一。眺望前路，讓我們傳承好“西遷精神”，將個人的奮斗步伐深深刻印在國家發展歷程之中，建功立業、再創榮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