選擇0~5元之間的金額發微信紅包，平均金額超過3元，每人獎勵5元，否則所有紅包被“沒收”。這5元紅包能被你收入囊中嗎?

兩個人在互不通信的前提下發1~20元紅包。若總金額剛好等于19.99元，各被獎勵20元紅包，否則所發紅包被“沒收”。19.99元能恰巧湊到嗎?

這些紅包游戲都出自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蔣文華《基礎博弈論》的課堂，這門開了整整20年的博弈論課程最近玩出了新花樣，頗受學生追捧。

博弈論學習很抽象

每節課都帶著學生玩

“博弈要換位思考，猜對方會怎么做，猜對方猜我會怎么做，跟下棋、打牌一樣。”浙大紫金港校區公共管理學院的咖啡吧里，蔣文華帶錢報記者體驗了一把紅包博弈。雙方在1~20元之間發微信紅包，紅包金額少的一方需要再次補發10元。

一番思考，錢報記者輸入數字16，蔣文華也發出了紅包。

微信紅包界面，“開”字一陣旋轉，兩個紅包，兩個16，雙方打平。

“一開始發紅包，一般不會發太少，10到15比較多，18、20蠻少。第一次發16勝出的機會大。”

這只是《基礎博弈論》課堂上十多個紅包游戲中的一個。博弈是在一定游戲規則約束下，基于直接相互作用的環境條件，各參與人依據所掌握的信息選擇行動，以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過程。博弈論是現代數學的一個新分支，純理論的博弈論學習很抽象，案例教學成為蔣文華的選擇。每節課他都會帶學生玩，學生戲稱他的課堂是“三墩最大的賭場”。

比如搭便車這個理論，基本含義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。蔣文華就用紅包游戲中的博弈思想引導學生。游戲規則要求幾位學生在0~5元之間發微信紅包。平均金額超過3元，每人獎勵5元，否則所有紅包被“沒收”。

“按理說，只要每個人發3.01元，就可以得到我的5元錢，但就有人會發1分，他怕發多了，自己吃虧，希望別人多發，但最后平均金額往往只有1元多。”蔣文華把目標平均金額從3元降到2元，“相當于每個人出2元錢就可以得到5元，只要花40%的力氣就可以得到百分之百的回報。”游戲結果顯示，平均金額依然達不到2元。“大家心沒那么齊，這就是搭便車。我通過紅包游戲讓學生體會，這是活生生的例子。”

在合作博弈中，兩位學生在互不通信的前提下發1-20元紅包，如果總金額剛好等于19.99元，學生各能得到蔣文華的20元紅包，否則學生所發紅包被蔣文華“沒收”。這里考驗的就是合作精神，如果第一位學生發10元，第二位學生發9.99元，就能拿下老師的紅包。

有合作必有競爭，而惡性競爭又是如何產生的?蔣文華將100元錢作為拍品，每位學生以微信紅包的形式出價一次，價高者得。“一般來說，最高價格不會超過100元，但實際上會超過。”有學生最高出價112元，“他說這點損失無所謂，雖然倒貼了12元，但他覺得這樣損失反而少，因為出價第二高的是105元，第三高的是100元……他們沒有拍成功，反而全賠了，錢已被轉入我的微信賬戶，這就是惡性競爭。”

博弈的最高境界就是雙贏

讓人們更好地合作

每個紅包游戲并不強制學生參與，收回來的錢，蔣文華平時都會做收支結算，多出來的錢，會在期末以微信紅包的形式在群里發給學生，“讓他們自己搶，同學之間會有輸贏。”這些事項他都會在第一節課上跟學生講明。

“博弈是對人性的研究。”人為什么厭惡損失?因為“人對損失更敏感”。蔣文華打了個比方，買入的兩支股票，一漲一跌，大多數人選擇賣漲不賣跌。“錢要落袋為安，虧了就以后再虧好了。人為什么做事要拖拉，因為累、辛苦，那這個事情就以后再做好了，拖延癥就是這么來的。”

蔣文華傳遞給學生的是對未來選擇的博弈智慧，“你永遠只能面向未來，糾結以前有什么用?就算厭惡損失，改變不了也只能接受，關鍵是把以后活好。”蔣文華說，他經常把人生思考放在課程里，他覺得“博弈也是一種智慧”。

“我最終要教給學生的理念是，游戲規則決定了我們的行為選擇，再決定最后的結果。結果不好是人的行為不好，行為不好是規則不好。你要改變現狀，就要改變行為，改變行為關鍵是要完善制度。博弈的最高境界就是雙贏，增強合作關系，讓人們更好地合作。”

“通過一個閥門讓學生進來，紅包就是一個切入點。”蔣文華覺得，做老師要有一份心，“看到什么游戲覺得上課可以玩，就用到教學里。當學生進入思考時，你能不能再給他一些思考，這體現出老師的功力。淺入淺出是不行的，你要深入淺出后，再引導學生去深入，把問題問下去。”